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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企加油:因为信任,所以成就
2018-10-02 01:08:00 38

来源: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

“大楼建设这两年时间,我从最下面走到最上面有几十次。是走,没电梯的,一层层看。夏天最热时里面40多度,走上去要喝好几瓶水,走着走着他们就掉队了,我一看,怎么没人跟了?”9月25日傍晚,浙江嘉兴桐乡市,振石控股集团总部大楼39楼,63岁的张毓强用手轻轻拍着会议桌说。

他是振石的创始人,每天早上5点左右起来跑步,二三十年风雨无阻,最近两年才改为快走。9月25日这天,他走了两万零几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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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桌子都是震旦牌的,最好的办公家具。”他向周围的企业家们介绍。

这天是振石的喜事,也是桐乡的喜事。182.28米高的桐乡第一高楼——振石控股集团总部大楼正式落成。它坐落于凤凰湖畔,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楼外立面全部采用异形玻璃幕墙,花瓣式的造型源于竹笋的形状,寓意节节上升。大楼内的智能化办公设施、五星级自助餐厅、室内游泳池、健身房、篮球馆等等,堪称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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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民营企业的总部大楼。桐乡有11家海内外上市公司,10家是民企,1家是混合所有制。这天几乎所有桐乡大企业的掌门人都来祝贺,比如桐昆集团董事长陈士良,华友钴业董事长陈雪华,巨匠建设董事长吕耀能,新凤鸣总裁庄耀中。

晚上,凤凰湖畔,是一场露天文艺演出。振石集团的全球客户吃着自助餐看节目。湖对岸,总部大楼放出万千灯光,演绎着灯光秀,大楼上装饰了7.2万盏灯。西门子的一位采购经理,是德国人,他对张毓强说:“你们企业今晚的安排水平跟我们国家的水平差不多。”张毓强笑了,晚会导演是杭州G20峰会时张艺谋团队在浙江的落地导演,他把振石员工的诗朗诵和大合唱也纳入了节目中。

自助晚餐是振石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振石大酒店提供的。最受欢迎的是羊肉面,要排很长的队,有的外国客户在叫“lamb n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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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毓强的助理告诉我:“办活动看着是在花钱,其实是为了将来。振石总部在桐乡总部经济区是第一个地标,接下来不少企业要在这里建总部。我们搞的好,立一个标准,才能带动大家都做好,这样整个区域的形象才好,价值才更高。现在请他们来体验我们的物业管理、演出、餐饮水平,将来就有机会向他们输出服务。”

晚上8点半,演出准时结束。张毓强和来自意大利的大楼设计师合影。他们开过几十次设计会,做了上百次改动,设计师说他对这个作品很满意,绝大部分改的都是好的。然后张毓强问列队欢送的服务人员,“都吃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才走。

张毓强对员工很好。振石集团旗下1万多职工,每人过年前都可以免费吃上一餐年夜饭。之前是在集团食堂聚餐,大家喝个痛快。振石大酒店落成后改在大酒店。这次总部落成仪式,宣布大楼启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是由明星员工代表和博士团队一起推杆完成的。员工对企业向心力很强,总部大楼落成后的环境清理,集团旗下十几家公司都参与了,一个公司包一层或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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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老板花的每分钱其实都算过账。振石总部大楼投资6.5亿,每年设备要折旧,大楼要维护,算下来不是小数目。张毓强对下属说:“我们成了地标,出了形象,见了实力,对桐乡和自己的发展都很需要,但多出来的维护费用,就得想办法挣回来。过去一年挣一两千万利润的项目,你们有的就不做了,现在要做回来。”

这天和桐乡企业家们的交流,让我再次对民营经济的活力和能力感到震撼。

桐乡是嘉兴的县级市,嘉兴经济总量排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之后,浙江A股上市公司有400多家,桐乡有6家,占比不到1.5%,但就在桐乡,已有好几家世界第一的企业。混合所有制的中国巨石是世界第一的玻璃纤维企业,振石旗下的中国恒石是世界第一的风电基材企业,桐昆集团是世界第一的涤纶长丝企业。

这些第一,不只是规模,还包括竞争力、生产效率、成本管理、环保水平等等。巨石在埃及、美国,恒石在埃及、美国、土耳其都建了工厂。我到巨石参观,得知有13名来自美国工厂的工人正在接受为期4周的引丝、分束等培训。作为干部储备的还要进行漏板安装、拉丝工艺、生产管理、现场安全、班组质量管理等训练。玻纤生产,窑炉一点火就24小时不能停,所以中秋节他们也在上班和培训,还一起吃了月饼。每周五下午是美国工人的测试和考评,中国师傅们通过翻译和他们交流。明年一季度,巨石在南卡罗来纳州里奇兰郡建设的一期8万吨玻纤池窑拉丝项目就要投产,这个项目总投资3亿美元,对美籍员工的培训将一直延续到今年底,总人数预计150人。

我也参观了恒石,它生产各类纤维织物,产品应用于风电、航空、航天、游艇、管道等行业,海外销售占比超过60%,占据全球28%的风电基材市场份额。风电叶片,70%的材料是玻璃纤维,其余是树脂和粘帖剂等。现在最大的叶片有80多米长,3个叶片为一组,划出的圆形比两个足球场还大。一个普通叶片重10到15吨。恒石就是为叶片提供材料的。

恒石执行总经理潘春红说,恒石之所以成为风电叶片材料的世界级供应商,一靠原材料质量好(背靠巨石);二靠生产设备好,全部是德国进口;三是工艺讲究;四是检测可靠,恒石实验室是国内唯一拥有CNAS国家实验室认可资格和国际DNV-GL实验室认证资质的企业;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和世界级客户一起研发,倒逼研发的不断进步。

“要成为维斯塔斯、西门子、赫氏、通用电气的供应商很难,仅仅入门需要的质量认证就要持续好几年。如果提供的材料有一点瑕疵,最后损失非常大。比如我们提供10万元的材料,用到他们的产品里,最后成品价格可能是两三百万。为了风电装机,可能要开路上山,或者在海上运输起吊,假如最后质量不过硬,台风来了,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练好内功。现在叶片要求越来越高,要智能化,根据台风的情况决定转向和转速。为抗击冬天的严寒,叶片上要涂一层特别的试剂,可以融化掉冰冻。虽然这些年的艰难痛苦难以言说,但我们始终坚持按世界最牛的客户的要求去做,去改,去提高。材料、设备、设计、强度、加工成型工艺、疲劳试验,方方面面都要不断提高,才能跟得上他们。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大飞机会能选择中国企业生产的材料。”

我在恒石看到,在高端轴承、精密控制件等高精尖的制造设备方面,中国还要依赖进口,离开进口设备就保证不了产品质量和精度。但在“造物”方面,从一穷二白到世界领先,中国企业可以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凭着超人勤奋、学习和客户适应能力,再努力几十年,中国在“制造之制造”上一定能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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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深刻变化,中国民营企业早已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是跑冒滴漏、假冒伪劣、污染环境的代名词,相反,他们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他们。如同张毓强多年前讲的,“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不以牺牲员工安全、健康为代价,不以超越法规为代价,不以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大量中国优秀民营企业都在奉行这样的“四不原则”。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代表。他们能走到今天,是充分竞争的全球市场磨砺出来、筛选出来的。他们能在全球办厂,在美国办厂,没有真功夫、硬功夫,是不可想象的。在风电基材的国内市场上,振石做高端,国企做的则是中低端。

在桐乡的两天,当我从内心赞叹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创造出的伟业时,我也感到,政府对民企的信任和支持,是他们一股劲往前冲的助力。桐乡官员的亲商助商、藏富于民,仿佛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基因,这在整个浙江是相当普遍的。

同时我注意到,桐乡这些支柱型民企,有相当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通过改制,逐渐由民企主导的。

振石控股集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69年的石门东风布厂,转产玻纤后更名为桐乡玻璃纤维厂,张毓强是负责人,领导一个濒临破产的集体小厂逐步发展起来,1989年改制为浙江桐乡振石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以1994年38号文批复确认),成为浙江省首批实施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之一,张毓强成为实际控制人。

桐昆集团,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化纤企业,前身是1981年创办的乡镇企业——桐乡县化学纤维厂,1990年工厂陷入困境,资不抵债近百万元。眼看要倒闭,200多名职工联名致信政府,希望调整领导班子。时任凤鸣化纤厂副厂长的陈士良被政府多次谈话,希望来挑担子。1991年陈士良上任,他四处奔波,调研市场,发现涤纶长丝产品很有前景,并靠着满腔诚意,赢得江苏昆山苏三山集团、江苏常熟化纤设备厂的支持和信任,引进了三条涤纶纺丝线,“借船出海”。为感谢昆山人,企业改名为“桐昆”。后来,通过股份制改造,陈士良成为“桐昆”的控制人。

像振石集团和桐昆集团这样通过股份制改革变成民企、从此获得勃勃生机的案例很多,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国有国营”体制开始真正改革。不改不行了。政府说,国企面临严峻挑战,“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根据政府数据,1996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39%,加上潜亏,不少地方达到60%。由此导致银行1997年前后的不良率高达30%-40%。企业效益不行,财政也出现危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无论银行还是财政的困境,根本原因是国企的低效。

在国企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抓大放小”的改革开始了,竞争性行业中的众多中小国企退出,战略性行业则保留了大型骨干国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形势更加严峻,改革进一步深化,最典型的是纺织行业,采取强制淘汰、压缩1000万纱锭,国企职工下岗分流,缓解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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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陈清泰回忆说,“抓大放小”的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空前的,最多时国企下岗职工超过2000万,几万家国有中小企业转制、上千家被并购、几百家破产。但从此之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这场改革和调整为进入新世纪、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辉煌奠定了基础。

改革是逼出来的。回顾历史,国企改革的艰辛和代价令人感慨,民企接棒后的表现令人欣慰。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民企无愧于时代给予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哪里的地方政府改革坚决,哪里的经济发展就健康可持续。从浙江到珠三角,莫不如此。

但民企的故事并非都是欢歌笑语。

每天早上7点就到办公室的桐昆集团陈士良说:“我们都是做了一辈子企业,是剩下来的。”

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的张毓强说:“40多年经商生涯,‘好日子’不到10%,最多也就有那么三四年时间,感觉能够喘口气而已。”

民企也有四季,春夏秋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能须臾松懈。

没有人喜欢冬天,但冬天是市场周期、行业周期的一部分,总会来临。正如上世纪90年代,国企的冬天倒逼国企改革,给了民企空间,释放出活力,也造就了新的中国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展示的这种威力,连美国也想不到。同时,战略性行业的一些央企,包括竞争性领域的部分国企,经由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的推动,竞争力也在提高,像招商局、华润、中国建筑、中集集团这样在竞争性市场打拼出来的强者,令人尊敬,也代表着新国企的形象。

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以及近两年的金融去杠杆,使很多民企倍感压力。我在《“民企之困”如何走向“民企之春”》一文中举出了很多数据以资证明。但是,这场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也许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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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振石2018国际年会上和一位做钢铁贸易的广东企业家做了交流。他说,2015年之前,钢铁行业几乎全行业亏损,他家乡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地级市,有接近200家钢铁厂,大部分是二三十吨规模的中频炉生产的。生产“地条钢”的也有几十家企业,他们用废旧钢铁作为原材料,用工频、中频感应电炉冶炼,产品是劣质、低质的螺纹钢、线材、不锈钢,外观看与普通钢没啥区别,实际质量有很大隐患。我查了历史资料,发现当地老百姓因为污染问题,上访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钢铁厂周围种的米是发黑的,噪音、浓烟、粉尘让附近小学生流鼻血,水井里的水也不能喝了。

供给侧改革带有行政强制性,这位企业家告诉我,现在当地的钢铁厂只剩下两三家了。中国钢铁行业这两年则利润大增。

我问:“那这200家企业都去哪里了?”“都转型了,做什么生意的都有。”

我又问:“怎么看用行政措施关停?”“活下来的企业,心里肯定都叫好,因为赚钱了。被关的企业,有的真不公平。以前地方政府批准的,现在说关就关,银行说停就停。有企业投资了28亿,因为几千万元的贷款周转不过来,就倒了,资产卖给有产能许可证的企业,只有12个亿。”

我为倒下去的民企叹息,但穿越叹息,要看到,那种产能严重过剩、钢材滞销、价格疲软、小散企业规模不经济、铁矿石因为严重依赖进口被更多地卡脖子的局面,改革之后有了明显好转。如果一直是钢厂盲目扩张,地方为了GDP大开绿灯,银行为了钢贸高利润放松监管,国企依仗资金优势充当影子银行,以及像2011年前后发生的,钢贸商将一批货多次质押,将银行的“专用资金”挪作他用……这种混乱状态能持续多久呢?

我问:“全行业亏损,那些工厂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等政策嘛。就像2008年后那个大刺激,‘铁公基’全面建设,钢铁需求猛增,原本关停的生产线又火了。”

所有苦难都值得同情。但并非所有同情都具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不痛下决心推进“抓大放小”,中国经济可能落入国企低效的陷阱;今天如果不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可能落入生产资料行业大面积持续亏损、无法向上提升的陷阱。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今年以来外资对于A股,资金总体上是流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去杠杆、去过剩产能改革,在长期看来是正确的事情。

在桐乡,我看到了生产力最前沿的民企。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民企。这样的市场,促进企业在垂直意义上的分工深化,行业资源向龙头集中,创造更高价值。

我也意识到,单有大市场的规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分工专业化的促进。前几年的钢铁市场,企业更多是在水平扩张,价格战充斥,低效产能横行。像“地条钢”,是以伤害消费者价值为代价的,是劣币驱逐良币。

好的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消费者剩余”的经济,其核心是促进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不断的创新,让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越来越好,品质、性能、消费者满意度、性价比不断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有底线、有秩序、有正当约束的经济。在国和民的角度之外,需要引入大和小、优和劣的更多维度,以深化思考。

今天当我为民企加油和呼吁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这种加油应该是一种清醒的热情。

1.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民营经济是值得信任的,而且是必须信任的。因为信任,所以成就。今天,对民营经济的信任应该进一步扩大,以真正实现“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公平”。信任,是为了让他们毫无顾虑地进一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如果说给他们一点阳光雨露就能灿烂成长,那么公平是最好的阳光雨露,公平的制度化更是人心所向,是长治久安之本。

2.民营经济的主体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服务业最典型,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业也解决了大量就业。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对他们必须坚持涵养化育的柔性政策,决不能在税负、社保费等方面让他们产生负重感或清算感。如果这些少则关系到几个家庭,大则关系到几万、几十万家庭就业的民营企业家信心低落,则他们个人或许可以放下,但整个就业和稳定将有严重威胁。切盼为政者深入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倾听其呼声,回应其担心。

3.在中国经济的新时代,民企自身存在着超越自我、提升境界和社会责任、树立新发展理念、更好地践行商业文明的必要性。但不应该把民企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对民企的整体看法混为一谈。比如低效产能无序竞争的问题,也要反思当初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个别民企结交贪腐官员的问题,也要反思寻租型的权力经济;金融乱象的问题,也要看到金融服务中存在大量供求不平衡,在合理需求不能被正常满足的地方,就会有灰色的供给方式,监管部门要仔细研究、平心静气、兼听则明、统筹协调、及早建立监管底线,而不是出了问题一刀切,东切一刀西切一刀,回到机械而生硬的管制方式,谁都只顾“自己免责”;贫富分化的问题,也要看到绝大部分民企的财富来源是正派清白的,而且都在努力承担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对现实和未来负责的态度,不是客观地、历史性地展开分析,就还是会把民企和所谓原罪挂钩,这种陈旧的“成分论”将是民企内心永远无法解脱的梦魇和不安全感的来源。而这是极不公平也违背事实的。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国企历史上差点将银行击垮就质疑广大国企干部员工的人格,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个别贪腐官员的存在就怀疑政府自我净化的力量,为什么要把民企的问题“异类化”呢?他们拥护党和政府,感谢改革开放,奋力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其真正所求,无非是太太平平、安安心心把企业做好,尽到对消费者、员工、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责任。他们和干部、教师、医生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人,几亿在民企工作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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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桐乡时,我对张毓强说,谢谢你,让我再一次思考民企的问题,再一次接受教育。

张毓强说:“人生苦短,也做不了很多,但有机会,就要不停去做。一个小行业做了一篇大文章,一个小城市办了一家大工厂,一个小人物做了一件大事情。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要继续走下去。”

每当这样的时刻,我都会生出“长恨只有一支笔”的遗憾,我知道,这样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太多,我只能写很少的一部分,但每当我疑惑和郁闷,只要走向他们,走向这块饱含汗水的大地,我的内心就会充盈,就会充实,就会燃起信心。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9月28日上午,国务院领导在台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家关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张毓强和陈士良这两位桐乡企业家都受邀参加了座谈。

今天是国庆节,明年此刻,中国将迎来70周年华诞。中国的发展,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靠每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努力。民安则国泰,一个充满信任和信心的中国,是未来无可限量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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